喂！幹嘛要出去幫助國外的人？

台灣這幾年來，開始有許多人對跟著旅遊團出去，所謂上車睡覺、下車尿尿，聽著導遊，臭屁炫耀的旅遊方式感到厭煩，這種旅行模式似乎早已經無法再滿足大家的需求，有更多的人期待不是在自己的旅行版圖上只是成為一個圖釘的記號、在臉書上打卡向朋友告知的炫耀文或是收集從世界各地寄回家，上面壓著當地藍色郵戳的明信片。

那個靠著旅遊書認識世界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因為那只不過是一場拾人牙慧的旅遊複製行為，這群旅行者們更希望能透過自己的方式，走進旅遊書裡不會被記載的角落。一個不起眼的路邊小攤子和當地才剛認識的陌生人並肩而坐，一起大快朵頤享受著當地人才會知道的巷弄美食，又或是和坐在院子外曬著冬天暖陽的老太太，用彼此都聽不懂的語言，比手劃腳的方式和她們聊天。在出發前他們研究的並不是旅遊路線、觀光景點或是美食餐廳，而是透過網路搜索當地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成因、社會事件、經濟結構或是環保意識...等等，他們用心地想要認識、體驗、理解這個預備要踏上的那塊土地，這是旅遊客和旅行者的不同。

但旅行者即使在之前做了許多的功課，甚至和當地居民一起生活，認真投入，試圖成為當地的一份子，但依然和海外國際志工服務有著在深層和本質上的不同之處，旅行者走過一塊土地，或許會回來，或許不會；或許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或許沒有；或許魂牽夢縈，或許不帶走一片雲彩！

然而當國際志工走過一塊他所投入服務的土地時，無論是否能再次回來，他對那塊土地和人民是帶著責任的，不能讓那塊土地因為自己的行為而影響了當地直接或間接可能造成的傷害與後續的服務工作，因此當預備要成為一名國際志工的同時，除了對自己負責之外，更需要對夥伴們以及所屬的團體負責，更重要的是對那塊土地和服務對象有了責任及義務，因為我再也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我就是他們』。

國際志工服務團隊的濫觴，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當時德法兩國因為多年的戰爭，導致兩國邊境的農場都彼此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這時德法兩國的青年們不約而同地互相組織了工作營隊，法國的年輕人前往德國的農村，而德國的青年人則跑到法國來，這兩群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分別前往他國協助當地的戰後重建工作。對於這個現象直到如今都沒有人可以解釋，為什麼這群年輕人不幫助自己國家的戰後重建，卻跑到『敵國』做了這件事情，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們知道唯有透過『修補』才能化解『仇恨』。

台灣是一個島嶼型的區域，所以如果要出去，感受就會特別深刻，因為一趟飛機的起降，就代表著出國和返國，於是在這裡生活的人們，慢慢地就被四面環繞的海洋困住在這個小島上，以為發生在這個島嶼的一切事物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於是我們對〝國界〞的概念相對地也就會非常強烈，但也正因為如此，強調『本土思維』的想法也會潛移默化地佔據在這個土地上的每一件事情。

我投入海外國際志工服務的領域快二十年的時間，這些年來才慢慢地發現，原來『國界』就只不過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已，而這條線卻成為了許多人一輩子永遠都無法跨越的鴻溝。同一個民族的分隔，可能只是一場與自己完全無關，發生在遠方兩個爭權奪利的政黨戰爭結果；同一個家庭的分裂，又可能只不過是一紙與自己未曾參與，發生在一個不知名的小房間裡兩個有權有勢者的條約。

我還記得在新疆騎著馬在草原奔馳的時候，當地的哈薩克孩子在後面大叫著：「老師，別再過去了，再過去就是哈薩克共和國了。」；我也還記得漫步在泰國的山區裡，當地的居民對著一棵大樹說：「就棵樹是泰國和緬甸的分界。」；我又還記得只一條寬不過十呎的額爾古納河，走在村子裡的俄羅斯族老太太卻只會說著道地的普通話(華語)，而站在河岸邊時，對岸的俄羅斯小孩游泳到你的身旁時，卻用俄羅斯語打招呼。他們長著一樣的臉孔、吃著相同的食物、過著同樣的生活習性、身體裡流著的是同宗同族DNA的血液，但語言卻無法彼此溝通、喜悅時卻無法彼此分享、悲慟時卻無法彼此安慰，只因為地圖上的那條線。我開始懷疑，國際觀與本土化之間到底是什麼？

這些年來，我在各處分享參與國際志工的感受，每回演講完總會有人提問，台灣有這麼多需要幫助的人，為什麼你們要選擇去國外，不留在台灣幫助他們呢。每次聽到這樣的問題，我一定會放下麥克風，先環顧看著全場的人，然後拿起麥靠克風輕輕地回應著：「我想一百五十多年前，當馬偕博士決定從加拿大選擇前往一個在地球彼端，甚至在地圖上可能都瞧不見的台灣時，當時的加拿大是不是已經沒有窮人？已經是一個社會福利建全、人人豐衣足食的地方？我想應該不是，我相信當他決定要前往台灣的當下，他的身邊一定有許多人會告訴他，難道你的家鄉沒有需要被照顧的人嗎？為什麼要選擇去一個遙遠的地方，關心那裡的人們呢？

我不知道馬偕博士如何回應那些聲音，我也不知道在他心中是否有過掙扎，到底是應該留在自己的本土本鄉，又或是看到自己國家、民族之外那些人們的需要；而我也不知道如果台灣當時沒有了馬偕博士，現在台灣的社會福利、醫療觀念、辦學教育等等的概念會是如何的發展，我只能從歷史來判斷，就是他最後決定選擇了後者，從此台灣的社會福利、醫療觀念和辦學教育有了啟蒙的機會。

有人曾經想過如果非洲沒有了史懷哲醫師、印度沒有了德雷莎修女，現在的非洲會是現在的非洲嗎？而現在的印度會是現在的印度嗎？當然，這已經是一個無解的答案了，因為歷史無法倒轉，但是如同德國人史懷哲之於非洲、南斯拉夫人德蕾莎之於印度，加拿大人馬偕之於台灣，當他們選擇後者的同時也改變了那些地方的命運。」

這時我會再把麥克風放下，再環顧看著全場的人，然後再拿起麥克風大聲地說：「各位親愛的鄉親夥伴們，我們要感謝那些願意千里迢迢前往遙遠國度、放下自己熟習的生活方式、接受來自異文化衝擊的挑戰，為著一個世界共好夢想而擺上自己的那些偉人的同時，也感謝著有一群為著身邊之人而打拼、守護著自己的家園、夢想著努力嘗試著讓周遭的人們，能有著可以過得更好的英雄們，這兩種人我們都應該要向他們致敬，因為在這些人的夢想裡面，他們、你們、我們早已經沒有分別了。」

這是一群為著夢想而活著的人。醒來吧，像那些有夢想的人一樣，醒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