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寶的寶媽

那天下午，才在香港結束將近一週的國際志工研討會議，回到台灣，帶著香港親戚為我預備的一堆伴手禮，因為想讓辦公室裡隨時來來去去的志工夥伴們，能早點吃光這些曲奇小熊餅乾、蛋捲和曾志偉代言的奇華月餅，以免拿回家最後面臨吃不完而被丟進垃圾桶的命運，於是一下飛機後就直接從桃園機場趕回辦公室。帶著大包小包的，才一進大門，就聽到大夥說：「永祥哥好像回來了耶，上午的那通電話誰要告訴他？」聽到這樣的對話，通常就表示一定是遇到難搞的傢伙了。果不其然，當我才走上樓梯到二樓客廳，還來不及把鞋子換上，就看見大家帶著詭異的笑容站在門邊，然後有人開口說：「有個媽媽很堅持一定要跟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出隊。」

我直覺地問：「是因為不放心，擔心安全的考量，所以要在同一梯嗎？」」

他們回說：「好像不是擔心安不安全的問題。」

其實這些年來，全家總動員一起參與國際志工的不在少數，在微客，兄弟姊妹一起同隊的經常發生，而全家四口一起參與的也時有耳聞，只是他們大多選擇在同時間一起出發前往同一個國家，抵達當地後則選擇去不同的服務據點，這樣一來，每個人會有相似的體驗，卻能有不同的感受。我曾經好奇問他們為什麼這樣選擇，他們的回答總是讓人感到玩味。

那次的出隊名單裡，有三位姓氏各自不同，彼此年齡差距約都二十七八歲左右，但緊急聯絡人卻全寫著同一個人的名字，但三位又分別在不同村子的服務梯隊。於是我好奇地打了通電話給年齡排在中間的那位女士，想詢問她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電話中的她回答我說：「去華山的那位是我媽媽，去渭南的是我女兒，我是去秦陵。」原來這母女祖孫三代一起選擇去陝西地區服務，而這三個地方正好就是從西安一路往東，沿著國道四十五號公路上的三個服務據點。

我接著問：「既然是一起出發，怎麼沒有選在同一個梯隊呢？」

這位女士回答我：「如果我們在同一個梯隊裡就慘爆了。」

這樣的回答反而讓我感到困惑問，問到：「是怎麼了嗎？」

對方笑著說：「我們如果在同個梯隊，那我媽就會管我，我就會管我女兒，我女兒就會去跟外婆告狀。」

一開始我沒有聽懂她說的是什麼繞口令，沒一會兒功夫突然明白了，她一起在電話裡大笑了起來，我笑著回說：「我瞭解了，那這樣我把妳們在臥舖火車上的座位，也都全部打散到不同的車廂裡，妳覺得這樣如何？」

她說：「太好了！」梯隊結束後，我特別去關心了她們祖孫三代，她們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可以有一段十幾天的時間，沒有『媽媽』在旁邊囉嗦、碎碎唸的日子實在是太美好了。重點是，因為她們分散在三個不同的梯隊中，所以服務結束後反而在原本平淡的家庭互動中，又多了許多可聊的共同話題。

這時辦公室的夥伴說：「我們有告訴這位媽媽，但她還是很堅持要跟著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去。」

我問：「小朋友多大？」

「高二升高三。」

回到辦公桌旁坐定後，我拿起電話撥給了這位母親。

電話才剛接通，我試著想說服對方：「因為我們曾經有過一些不好的案例，要不就是把家裡的生活習慣帶到梯隊當中，要不就是因為孩子在教案上有自己的想法和爸媽意見不合，所以在出隊期間惡言相向。當然不是所有事情都這麼絕對，我們也有遇過家長和孩子出隊後，親子關係變得更好也大有人在。所以我們的觀察是，這部分還是要靠家長的配合，出隊服務期間，先學習不要認為自己是家長，不要用『管教的方式』來面對，而是調整心態知道自己也是一名國際志工，在相同角色的平台上和自己的孩子平起平坐，安靜在旁以欣賞和鼓勵的方式，去看待自己孩子的表現。這樣也許會發現他們的優點，而不是只看到他們的不足。」

這時，那位母親表明自己非常想跟自己孩子一起出隊的原因，是因為她自己從小是在舅舅舅媽家長大，一直沒有被關心的感覺。如今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不想錯過任何一件小孩成長的機會。在電話另一端的我被這位母親深愛自己孩子的心深深打動，於是告訴她：「謝謝妳願意告訴我這些事情，我明白了，希望這次出隊服務的過程中可以讓你們的關係變得不只是母子，更能成為夥伴。」

這位母親客氣地接著說：「因為小朋友已經要升高三，所以籌備會的時間，我的孩子可能無法參與，但每次我都會出席，這樣可以嗎？」

我回答她說：「現在當然是以他的課業為主，妳也是這個梯隊的隊員，就麻煩妳把籌備會的開會內容，回家後再轉告妳的小朋友就可以了。」

事情就這樣按著我們所討論的方向決定了。隨著梯隊出發的時間越來越近，各梯的籌備也越來越密集，想當然在梯隊出發前，這位預備升高三的男孩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同梯夥伴對他的認識，全部都是由這位母親的形容，讓大家間接了解他的模樣。

直到我去送機，才發現雖然這位母親口中說男孩乖巧、聽話和善解人意，我卻總感覺他內向、依賴和沒有主見。從集合的那刻起，這位母親就隨時拿著一台非常高級的攝影機，就像在跟拍紀錄片的一樣，對著她的孩子一鏡到底的從旁側錄。

到了服務據點後更嚴重，每當這位男孩一站上講台，她就直接把攝影機架設在教室的後面，只要孩子在台上的表現稍微不如這位母親的意，她就會上台指導，說這堂課哪裡需要調整，然後重新再來一次。一開始，梯隊中的夥伴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因為各自分配的教室並沒有和他們兩位有重疊的部分，直到第三天有人在家訪路上和村子的孩子聊天時，才從他們口中得知那對母子奇怪的行為。

到了晚上小組時間，只要是輪到這個高三男孩的發言和分享，全部都是由這位母親代表她的孩子說話，整整十幾天的服務期間，似乎沒有看到這個男孩開口跟其他夥伴們說任何話。而男孩總是被他母親規定著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許參與。這情況讓梯隊中某些年長的資深志工看不下去，於是某天晚上的小組，他們試著用鼓勵的方式，希望可以聽到那個男孩分享心情，沒想到立刻就被這位母親阻止，她對大家說：「他又不是你們的小孩，憑什麼管我們家的事。」最後搞得大家都不知該如何他們相處，自然就漸漸疏遠了他們。

當他們回到台灣三個月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再度接到了這位母親的電話，她劈頭就質問說：「為什麼沒有給我小朋友志工證明，這樣他要怎麼申請學校？」他們用眼神向我求救，我打了一個暗號要他們把電話轉給我。

我才接起電話就聽到這位母親的抱怨連連，我向她說明在官網上、籌備時、出隊中和返國後就不斷提醒大家，若需要志工證明就必須在梯隊完成服務後，繳交兩千字心得或是畫一幅畫、寫一首歌、製作一段影片甚至是自己舉辦一場分享會，只要能用任何形式表達國際志工服務過程所帶來的回饋，就可以得到志工證明。

這時那位母親回說：「他就只寫了兩百字。」當我聽到這男孩能用自己的方式寫了兩百字的心得時，我為他感到非常高興，因為起碼那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我期待這兩百字的內容，於是我告訴那位母親說：「兩百字也可以。」

突然下一秒，立刻聽到她大聲咆哮說：「你剛剛才說要交兩千字，現在又說只要兩百字也可以，你講話怎麼這麼顛三倒四。」她突如其來的反應，讓我一下子不知道要怎麼回應，我開始試著解釋，想讓這位母親知道我們的目的，但她完全不想聽我說明，不斷重複剛剛她說過的話。最後她丟下了「你們不就是要兩千字嗎，我寫」後就掛上了電話。

隔天早上九點半，信箱裡有封未讀的電子郵件，打開一看是篇剛好滿兩千字的心得，寄件人是那位高三男孩的名字，最前面的兩百字像是小學生程度的文字語法，但從第二段開始後的一千八百字，用詞文法則像是檢察官的起訴書一樣，使用了大量的艱深文字和專業術語。

九點三十五分電話響起，辦公室裡的人全都抬頭望向我，我嘆了口氣接起電話，正是那位母親打來的，她用憤怒的語氣說：「我寫好兩千字的心得，現在可以寄志工證明給我小朋友了吧！」講完再度掛上電話。

孩子並不是父母的財產，他們只是上天暫時交在我們手中的禮物，在那段我們可以保管的日子中，我們的責任是要訓練他們有能力去面對未來的一切，而不是『以愛之名』綁架了孩子長大的機會。